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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小故事,收获大智慧

我也做过几天官

03-27   读小故事,收获大智慧!

相传,在上古尧舜时期,中原腹地有一高士,名叫许由。

此人农耕而食,重义轻利,广有贤名。尧帝知道后,要把君位禅让给他。许由不愿做官,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。

不久,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。这一次,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,以为耻,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……从此,许由赢得了美名,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“许由洗耳”的成语。再后来,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。

然而,此事却得到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的嘲讽。好像是说,洗什么耳呀?别脏了水。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?他不过是作秀罢了。

大意如此。

我要说的是,我是做过几天官的。

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。准确地说,三年。挂职。

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“挂职”。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,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。当然,走也是要走的,简化了。挂职又分两种,一种是实的,一种是虚的。我是虚的。就是说,我所谓的挂职,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。

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,下辖十九乡、六镇,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。原为天仓县,1994年升格为天仓市。此地属北温暖带气候,年平均气温16.2度;日照时间2134.7小时;年无霜期为237天;年平均降雨量为727mm;域内共有三十一条过境河流;土壤主要分潮土、褐土、砂浆黑土三种,适于耕种。况且这里一马平川,人口密集,可以说,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,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,是产粮食的地方,所以叫天仓。

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、四通八达的县份做“官”,不客气地说,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。或者说,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——“钻挤”。

“钻挤”是平原上的土话,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。最初,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:“钻”,我首先理解为钻营,或者说是不择手段;“挤”呢,怕也有加塞儿、抢先之意吧?把“钻”和“挤”拼接在一起,这就又加重了一层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,自然是很不堪的。

然而,时光荏苒,岁月如流,离开天仓之后,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,都不由得会心一笑。是啊,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。“钻挤”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,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。有时候,它就像是一本大书,需要细细咀嚼。还有的时候,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,会叫人肃然起敬。

说实话,这两个字,会让我想到一个人。这人姓郭,名守道,大个子。最初,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,只知道他姓郭,我也就叫他老郭。记忆中,他身高骨寡,袖手面寒,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秆。是的,我记住了他的脸。他那一张瘦脸,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(有人说,他脸皮也厚)。还记得,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,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、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,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鞋,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,总是风尘仆仆、一蹿一蹿地走在乡间土路上。还有,他的咳嗽极有特点,很像是一面张扬的、扯烂了的破旗。

一想起这个人,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、碎片一样的记忆。最难忘的,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声。是呀,他是我挂职天仓、到任的第一天,第一个来拜访我的当地人。

记得,他说:我写过诗。

那天,我是中午到的。天仓四大班子,出动了六辆轿车,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。按地方上的规矩,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。我这人平时是不喝酒的,但初到地方任职,不得不入乡随俗,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几杯。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,名为“三泉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,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:三泉春,算龟孙,看你晕不晕!我就是喝下了几杯“三泉春”后,头晕脑涨,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。

傍晚,当我拉开门的时候,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门前“谷堆”着。(“谷堆”为象形词,也是本地土话,意为“蹲”。)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,他忽地一下蹿起来了,半山一样,吓我一跳。尔后,他慌慌地伸出手来,很熟的样子,说:李市长,我老郭呀,老郭。

我怔怔地望着他,匆忙间跟他握了手,他的手很凉,摸上去糙糙的。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,头晕乎乎的,就说:“噢噢,你好,你好。”

老郭说:“呀呀呀,老天爷,早就盼你来。你可来了。你是作家,跟他们肯定不一样。分工了么?你分工管啥?”

我迟疑着,不知他是哪路“神仙”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就说:“刚到,还没分呢。”

他不容置疑地说:“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。一定要分工。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……”

紧接着,他突然压低声音,很神秘地说:“李市长,我有个项目。大项目……闹好了,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!”

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。一个亿?老天,一个亿是什么概念,他也真敢说。我上下打量着他,一时间,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,很不靠谱。

接下去,他愣了一会儿,结结巴巴地、有点突兀地说:“我,我写过诗。”

我支应着“嗯”了一声。“写过诗”是什么意思呢?

他很认真地重复说:“真的,我发表过诗。1977年,在《中原民兵》上,八句!”

那时,我的目光正落在“诗人”的腰上——一个穿西装的人,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(后来我才知道,那一年他四十八岁,是他的本命年)……慢慢地,我才弄明白,他的话里,意思很多。

是啊,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。十三年后,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。这时候,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,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。

坦白地说,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,挂职于天仓市的。

那是1996年的秋天,蝉声落了,暑热也已退去,几经周折,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。我们四个人,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,下派到四个县份。我分的是天仓。挂职前,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,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。尔后,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,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。那年秋天雨水大,且旷日持久。在绵绵的秋雨中,我等得不耐烦了,就通过一个朋友,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。在我之前,天仓市已有七位副市长,我若去了,排名第八。看来,天仓市对“老八”并不欢迎。

是啊,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,还要安排吃、住、行。况且,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……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。

两个半月后,待秋意深了些,“老八”终于还是被派下去了。这里边有些曲折,我不想多说了。

我记得,很早的时候,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,电影的名字叫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。这有点谶语的意思。可我知道,我注定不会成为“铜像”。因为,我是挂职。

我说过,挂职分两种,一种是实的,一种是虚的。大凡挂实职的,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、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。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,回去后是要提拔的。也有的就此留下来,修成正果,由副而正,成为地方大员。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。所谓的副市长,只是给一个名义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是“挂靠”。

虽然只是名义,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,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,到市人大常委会走“程序”去了。老薛个子不高,炮筒型,说话大腔大口的,人却极精明,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。在他领我从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,他告诉我说:“球,别紧张,走个程序。”

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,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,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。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,一个被称为东跨院,一个被称为西跨院。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。进了会议室,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。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,来了十二个,过了半数。跟众人握手之后,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两条烟,那烟是用旧报纸裹着的。当着众人,他把烟的封包拆开,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,笑嘻嘻地说:“吸着。吸着……李市长到任了,大家都清楚,走个程序。”

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……一一回道:知道,知道。

这一刻,我的脸不由得红了。是的,我有些汗颜……说实话,我不是官员,此时此刻竟也有了“加塞儿”的感觉。虽说是“走程序”,也还是要讲票数的。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,我也没办法。可我毫无准备,站在那里,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,心怦怦跳着,竟有些惶恐、茫然。我甚至不清楚,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,还是用公款买的,这就是“人情”啊。

尔后,薛常务重重地拍了我一下,点点头,就大步走出去了,留下我“走程序”……

往下,“走程序”也快。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?“人大”十六名常委,到会十二人,我算是……全票通过。就此,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。

当我走出西跨院时,怎么说呢,心理上竟然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。走路时,腰杆儿稍稍地直了些,硬硬的。这时候,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,称我为李市长时,我点点头、鼻子会哼一声,很轻。

天是蓝的,阳光很好,小风有些凉意,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,很爽。也就在这个时候,我看见了薛市长。薛常务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,正在训斥一个人。

薛常务是站着的,那个人是蹲着的……此刻,薛常务像出膛的炮弹一样,快速地移动着,暴跳如雷!薛常务用手指点着那人说:“三舅,你要不是我舅,我管你那烂脏闲事?你疯了?你是不是疯了?啥项目?啥狗屁项目?啊呸,狗叽吧倒灶!——日八嚓!(据说,这句“日八嚓”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、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。)……你把一家人都坑了,你知道不知道?这会儿三妗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。”

走近些,我才发现,那人竟是老郭。老郭在地上蹲着,蹲着的似乎比站着的还要高些。可他就那么矬着,一声不吭。

薛常务发完火之后,突然蹲下来,递过一支烟去,又给老郭点上火。两人吸着烟,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:“三舅,听我一句,收收心吧。好好教你的课,别再瞎胡跑了。我说话算数。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,过两年逮住机会,我就给你转了……到时候,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。你可一定听我的,别干那些‘日八嚓’的事了。”

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,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叠合同纸来,抖手送到薛常务眼前,说:“我有专利,国家的专利证书……”不料,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,跳起身来,说:“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?非一头撞到南墙上?啥项目?不听,我不听……”说完,站起来就走。

这时,一阵小风吹来,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,他慌张地爬起身,跌跌撞撞、激流跟头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。

晚上,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,我问:“薛市长,那老郭,是你舅?”

薛常务一怔,说:“谁舅?你是说郭大个儿吧?那是个失心疯。球,驴尾巴吊棒槌,八竿子打不着。”

在平原,凡是跟姥姥一个村,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,是要统称为“舅”的。这不是亲戚关系,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。这我明白。

提起老郭,薛常务告诉我说,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,画匠王的。论起来,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常务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。他还说,这是个能人,干啥会啥,早年学过木匠、漆匠、泥水匠,还会画毛主席像呢。原是学校里的民办教师,口才好,课也教得好。就是邪性。

薛常务说:“这不,疯了。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,里外三新,卖球了。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,张风喝冷的……他是急发财,迷到茄子地里去了。”

听了这话,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,也就不再问什么了。

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。

那时,天仓还没有大面积扩容,老县城的“四关”(东关、西关、南关、北关)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。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。十字街、榆树街、衙前街、文庙街、马道街、人民路、幸福路……城内有三景:一塔、一庙、一桥,算是古迹了。塔是清代的,有乾隆的御碑;庙是文庙,供奉的是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,这又叫“三教合一”;唯那一桥,是没有的。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,上述此地有一景叫“高桥揽月”。那桥究竟有多高呢?没有人知道。据民间传说,古时,有一孩子,爬到桥洞里掏鸟蛋,一不小心,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,鸟蛋落呀、落呀、落呀……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。就此,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。说来,“高桥揽月”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,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。

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,悄悄地从市府大院里走出来,逛了大半个天仓县城。

秋深了,我独自一人,在天仓的大街上漫步。天色已晚,大街上人来车往,行色匆匆,一个个脸特紧。灯光下,一街两行的店铺正准备打烊,只有饭馆的生意还红火。这时候,我看见了写在临街墙上的一行大字:“要想富,少生孩子多种树。”旁边一面墙上写的是:“枪杆刘电话:4848488。”(这是宁死也要“发”么?)是啊,这年头有谁不想富呢?人人都想富。

走着,我贸然想,一个市长(当然,副的),走在大街上,竟然没一个人认得他?是啊,天仓的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副市长,多一个少一个跟他们也没啥关系……何况一个写字的,下来挂了个职,虽然也期望着做点什么。可你又能做什么呢?这么想着,就有些尴尬。

就这么走着,我一直在琢磨那个“高桥揽月”。桥在哪里呢?明明没有桥,史志上却有这么一个“高桥揽月”……这很像是一道脑筋急转弯,因为你无法想象那桥的高度。可这能说明什么呢?这又想说明什么呢?很奇怪。

那天晚上,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远,走了几条大街,只是见灯光就走,见黑暗处回头。当我转来转去,穿过一条斜巷,走过一个卖花圈的铺面之后,竟然走到了市医院妇产科的后门。这时候,在一根电线杆下,我又看见了老郭。

老郭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,地上映着一个长长的影儿,旁边还停着一辆破自行车。他袖着手、跺着脚,没头苍蝇似的,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
我迟疑着,该不该主动打个招呼呢?可这时,老郭却跑过来了。他巴巴地迎上来,很热切地说:“李市长,喝罢汤了?”

我点点头,应了一声。我知道,“喝罢汤”就是吃过晚饭的意思。当然,这是旧日的乡村记忆,是典型的中原乡村农民的口吻。

老郭说:“出来走走?”

我说:“走走。”

这时,老郭又巴巴地望着我,问:“李市长,分工了吧?你管啥?”

我笑了笑,略显尴尬地摇摇头。

老郭急切地说:“你得争取呀。你是上边派下来的,你要求分工,他们不敢不分……李市长,我那个项目,可全指望你呢。”

我说:“你不是跟薛市长有亲戚么?他可是常务副市长。”

老郭悻悻地说:“这球人……不说他了。一点儿忙也不帮。”

我说:“我下来是体验生活的……”

我的话没说完,被老郭打断了。老郭说:“市长啊,你整天在书房里囚着,地方上的事你不懂。你要是不分工管点啥,就没人理你了。你得赶紧要求分工,你一定要争……”

我打断他说:“天都这么晚了,你在这儿干啥呢?”

老郭说:“我来……配一味药。”

我诧异了,说:“你,怎么不进去呢?”

老郭跟我贴得更近些,说,“这味药,我是给咱县银行的马行长配的。”说着,他的哑喉咙咕噜了一声,跟我耳语,“李市长,我也不瞒你了。我有个‘好儿’……她表妹在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呢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,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老郭给我递了个眼色,说:“‘好儿’,你都不知道?我有个‘好儿’,草帽张的。”

我还是不明白,问:“啥,啥好?”

他有些腼腆地笑了,说:“我可啥都不瞒你。就是‘情儿’。这你懂吧?咱这地界,都这么说。就是,就是书上说的‘情人’。”

社会真是变了呀。真不敢相信,就这个吹吹乎乎的老郭,一个半吊子,还有情人呢。

老郭说:“我那‘好儿’,她表妹在县医院,给我弄了个偏方。偏方治大病——小孩儿的胎盘,要新鲜的。尔后用文火焙干……”

我十分诧异:“胎盘还能入药?”

老郭说:“这就是你不懂了。新生儿的胎盘,大补。你如果想要,我想法给你弄一副……”

我忙说:“不,不。”

老郭叹一声,说:“你不知道现在办事有多难。那马行长,我整整找了他九趟,他就是不见我,死活不让我进门儿。送礼吧,贵的咱送不起……这不,我打听出他肝上有病。我给他弄了个偏方,偏方治大病。这偏方必须用新生儿的胎盘。刚好我在医院妇产科有个熟人,她今天值班,让我等着……”

他说得杂乱,我听得一头雾水。一会儿是行长,一会儿是胎盘,一会儿是情人,一会儿是护士长……这么说,他是想贷款了?

夜气渐深,分别的时候,我回头望着他,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在电杆下立着,嘴里还喃喃自语……此时此刻,我竟有几分同情他了。

走出不远,突然听见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……又见老郭两手握拳,半蹿着吼道:“生了,生了……”

那情形,真像个疯子。

人都是爱面子的。

安顿下来后,我先后给各路朋友都打了电话,告诉他们我已挂职天仓的消息,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。然后就问,分工了么?你一定要争取分工。当时,我嗯嗯着,虽并不十分在意,但心里还是有一些失落。如果检索自己的话,我承认,这里边自然有虚荣的成分。

90年代,社会上奢靡之风还没刮起。那时,天仓虽已升格为市,官员们还都在原来的小平房里办公,是“寝办合一”式。正职两间(里外套间),副职一间。我住在第二排的第五间房里,离薛常务只差一排房,前后窗。

刚到任的头一个月,不断有人找上门来。最初,见有这么多人登门,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想,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本地的情况了。

所以,但凡有人来,我一概热情接待……说实话,来找我的,可说是三教九流,啥人都有。他们进门来,先是表示欢迎,说一些很体己的话。我记得,有个人一进门就说:“李市长,你喝‘牛眯’么?咱这儿有‘牛眯’。”一听这话,众人都笑了。我知道,这也是当地的土话,说的是“牛奶”。说这话的是个养殖户,他刚从新疆买回了六头奶牛。一个说:“李市长,你多大脚?”最初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,后来知道他是贩牛皮、做皮鞋的。另一个说:“李市长,见了你,可家常,真亲哪。回来我得给你弄点驴肉,北关街的,你尝尝。”这是一位乡镇干部。还有一个说:“李市长,听说你写书。回头我买一本,请你给签个名。要说,我的事就够你写一本书了。”……他们谈各自的情况、处境、难处,有骂娘的,也有专门告状的。开初一个个都巴心巴肝的样子,那亲热劲儿让你很难招架。然而再往下,聊着聊着,就是摸底和试探了。到了最后,就是一句话:“李市长,你到底分工管啥?”

当我没话说的时候,我就问:“天仓有桥么?”记得那养殖户一怔,说:“桥?不徐顾。”(“不徐顾”也是本地的一句土话,意思是没注意,或是没留心。)我又试着问贩牛皮的:“咱天仓,古时候是不是有座桥?”他说:“桥?还真不徐顾……哎,有,有。草帽张那边,高速路上,有一水泥大桥。”我还问过一乡干部:“咱天仓,有桥么?”他说:“桥?啥桥?木有吧?这个这个……对了,有一村叫郭桥。”我仍不死心,再问一县文化局的干部:“咱天仓,有座古桥?”他说:“有。有有有。西边,前宋北边有一小桥,叫水磨桥,是石桥。”

这情形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就再也没人登门了。到了这时候,我终于明白,老百姓是最实际的。哪怕是一个下派的挂职干部,分工也是很要紧的。一个没有分工的副市长,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,摆设。

在这一个月里,我曾参加过两次市政府召开的大会。那会儿,我也像模像样地坐在主席台上,就那么在“老八”的位置上坐着,傻傻地……就此,我就更深切地体会到“摆设”这个词有多么准确了。

“摆设”的感觉是全方位的。不久,当我再去市政府小食堂吃饭的时候,就觉得特别孤单。这是一个很小的食堂,食堂有两位大师傅,专对市府领导的。一般到这里吃饭的,包括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等,有十一二个人。可是,常常,每到吃午饭时,偌大的饭厅里却只有我一个人……后来,食堂的大师傅一见我就笑了。那笑,油汪汪的,意味深长。

照常,大师傅说:还吃面条?我说,面条。大师傅又问:烩面还是捞面?我说:捞面。大师傅说,你等着,马上就好。

说实话,天仓市府小食堂伙食不错,尤其是面食,堪称一绝。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,光卤就有三种:一种是西红柿鸡蛋卤,一种是肉酱卤,一种是牛肉香菜卤。尔后是各种各样的拌菜、配菜:有切得很细的黄瓜丝、姜丝、青椒丝、蒜丝、芥丝、海带丝、包菜丝、细粉……再加上油盐酱醋及各种佐料摆了一桌子。那面也好吃,手工盘的,极筋道,加上各种配菜、佐料一调,香气扑鼻,叫人胃口大开。

吃面原本是有响声的,要的就是那个爽劲儿。可是,可是呢,你一个人吃饭,有俩大师傅眼睁睁地瞅着……吃着吃着,你就有些不好意思发出响动了。不免羞愧,心说,你算个什么,让俩大师傅为你服务?

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觉得处境十分尴尬。说起来是下了基层,却像是吊在了半空中。常常,在院子里走的时候,那步子踩下去,很空,很没有底气,有些“偷”的意味。

就此,我先后与同时下去挂职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,交流一下各自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说,下来挂职,有分工的,也有不分工的,要看各地的情况……再问是怎么分的,他们的回答很简单,得“跑”。这个“跑”字涵盖了很多内容。我想,古人造这个字,是背着“包袱”的,那时候包含有“逃难”的意味。那么,在今人的眼里,只怕是就简化成一个“足”、一个“包”了。

我一个写字的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场中人,下来只是为了体验生活。为了这点面子,就去“跑”么?我有些犹豫。说实话,我不想当摆设。但我也不想“跑”,这是我的底线。

在市府大院,眼看着各位市长都很忙,他们都有自己分管的口(部门),每天夹着包,去参加各种会议……只有我是闲人。特别是薛常务,他离我近,几乎是前后窗,每天见他身边跟着一群人,前呼后拥的。我不免有些眼热。特别是到了晚上,透过后窗望去,他的门前总有很多人来找,热热闹闹的。有时候,他一回屋,就大腔大口地往外轰人:走走,都走。我这儿成火车站了!而我这里,真正是门可罗雀。

后来,我觉得老这么吊着也不是办法,决定分别找书记和市长谈谈,看能不能做点什么。书记、市长都很忙,见了我,也都客客气气的。书记姓王。王书记说:“我看过你写的书。写得好。写得好……”市长姓刘。刘市长说:“咱这儿条件差,不习惯吧?……”市长还给倒了杯水,说:“先熟悉熟悉情况。熟悉熟悉情况。”

薛常务则说得更直白些:“写你的书呗。来这儿干啥?这球地方……”后来,我突兀地问了一句:“咱天仓有桥么?”他愣了一会儿,说:“操,你啥意思?哪儿没桥?你是说四路一桥工程吧?不正建着么?你可别插手。这事归赵副市长,他管城建。”

有一天,办公室主任突然拦住我,吞吞吐吐地说:“李市长,薛市长让给你交代一声:你可别把咱这儿的事都、那个啥……写出去呀。”

在我到任天仓的一个月后,突然有一天,电话不响了,拨不出去了。我找了管后勤的小伙子,他很紧张,说:坏了?修。我让人赶快修。三天后,那小伙子一见我,刺溜一下就躲开了。于是,我气冲冲地找到了市政府办公室,一进门,我厉声说:“谁把电话掐了?!”

这一刻,办公室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。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,没有人说话,谁也不说话。他们就那么默默地站着……一个个都很紧张。最后,办公室主任跑上来说:“别急。李市长,你别急。问问。我问问。电信局这些王八蛋……”

就在这一刻,我明白了……尔后,我摇摇头,笑了。我是笑着离开办公室的。后来,那个管后勤的小伙子悄悄地告诉我说:“李市长,这事不怨我。我哪敢私自掐你的电话呀。”

事过多年,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,当官也不容易,官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官员身上必须得有一种魅力。第一口才要好,第二气场要大,第三要有相当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要像磁铁一样,往哪儿一站,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附力。后来,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过一位中央领导做报告。他坐在台上,面前一片纸都没有,可他侃侃而谈,整整三个小时。他每讲不到十分钟,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。坐在下面的,是来自各省的作家代表……那掌声不是组织的,是自发的。我懂得了,这就是一个官员的魅力。

我没有走。我决定在天仓留下来。我要好好地“熟悉熟悉”这个地方。有了留下来的念头之后,才有了以后的事情,我才真正认识了老郭。

后来,我就成了天仓市最自由的一个副市长。

这还真得感谢天仓市的领导,他们给了我超乎想象的自由。正因为没有分工,我可以不参加任何会议,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挂名为副市长的自由人。

我也是事后才明白,不分工有多好。若是真的分了工,起码有“两关”要过。第一关是“接待”。第二关是“接访”。地方上有这样一句话,叫作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。你想啊,所有的“线”,都要通过你这一个“针眼”穿进去,一般的人,受得了么?

首先,光“接待”这一关,一般人就过不去。所谓“接待”,主要是对上的。只要是你分管的“口”,上边来了人,你必须出面,陪吃陪喝陪视察。这是工作。一个县级市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几乎天天都有上边的人来,你说你陪不陪?记得有一天,薛副市长一天陪了七拨人,都是从上边下来检查工作的。他连喝了七场,醉得一塌糊涂。半夜被人架着搀回来,只要见棵树就说:来晚了,我检讨,我检讨。

再就是“接访”,“接访”是对下的。一个县级市,上百万人口,五行八作,形形色色,什么样的人都有,什么样的事都会出。就在我到任天仓的前一个月,因为“接访”,一个卫生局的局长,听说还是博士毕业,一下子疯掉了!

听人说,这个卫生局长一早起来正在刷牙,听见咚咚敲门声,他嘴里还含着一个牙刷呢,只见一个白发老者破门而入。老者一手举着汽油瓶子,一手举着打火机,大声叫着:事关尊严,我不接受!我决不接受!我死!今天如不解决,我就自焚!死在你面前!……卫生局长一下就傻在那儿了。他说:你、你、你……径直出溜儿地上了。后来,这个扬言要自焚的人并没有死,卫生局长却患上了忧郁症,崩溃了。其实,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这人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,因为没有评上职称,专门来找教育局长闹事的……结果他敲错了门。

说实话,一是对上,一是对下,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对付得了。在这里,喝酒、接待都是很重要的工作。喝好了,上级会有拨款下来,你也就为地方上争得了利益;接待不好,该给的钱没有给,你也就损害了地方上的利益。对下,你不能好好安抚,让人跑北京告状去了;或是出了人命,也是要负责任的……好在我没有分工。

在天仓的三年时间里,我先后跑了十一个乡、六十七个村子,可以说是大开眼界。

客观地说,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是冒名的副市长,堂而皇之地去许多个乡镇、村庄,见识了一个平原县份里各式各样的人物……还多亏了这顶“官帽”。

在我去过的许多村庄里,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“枪杆刘”的村庄。

记得,当我初次到这个乡“调研”的时候,抱歉,我不得不用“调研”这个词,不然,我就师出无名了。那个年轻的刘乡长一见面就说:“李市长,我给你弄个秤。”

我一头雾水,说:“秤?”

刘乡长说:“秤。”

我还是不明白。

刘乡长年轻精干,才三十来岁的样子。刘乡长说: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挑一个喜欢的。回去给我们宣传宣传。”

我笑了,说:“好。”这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我做不了别的。

是年轻的刘乡长把我带到枪杆刘去的。就此,我才知道,这个世界上,有一个名叫“枪杆刘”的村子。

枪杆刘不大,只有六十多户人家。村街里很干净,也很安静,没有猪羊的叫声。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新盖或翻修的瓦舍,有两层的,还有三层的。不经意间,我发现这个村子四周枣树特别多。临近的院落里,也全是枣树。

进村不久,乡长就对一个女人说:老三呢?去把老三给我叫来。

一个乡长,对他治下的村落是否有权威,听口吻你就知道了。后来我才明白,在这个村子里,“老三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行第三,“老三”就是老大的意思。

我自然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。问了才知道,很多年以前,那是在冷兵器时代,据说是三国时代,这个村子是做“枪杆”的,刘家又是这个村子的大姓,所以才叫“枪杆刘”。

是啊,枪杆刘,当年这就是一个村子的名片。最早的名片。那时候,一捆一捆的枪杆从这里运出去,装上长矛,由成千上万的士兵拿在手里冲锋陷阵……离此地三十里,有一地叫“棋盘营”,那是古时驻扎军队的地方;二百里外,还有一个地方叫“官渡”,三国时期最着名的战例之一就是“官渡之战”——你能听到杀声么?

据传,很久以前,村西曾经有一庙,叫张飞庙。那时候一般的村子供奉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关羽,叫关帝庙。唯枪杆刘这个村子,敬的是张飞,又叫三爷庙(刘、关、张三结义,张飞行三)。据说,在张飞庙里,格外突出的,是张飞用的那杆“丈八长矛”。所以,在这个村子里,“三”为大。后来,不知从哪个年代起,朝廷不让做枪杆了,民间禁止生产武器了……当告示贴出来的时候,枪杆刘的人又该怎么活呢?不可考。

那么,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一份祖上传下来的手艺,发生了变化。枪杆刘依然是枪杆刘,可枪杆刘不做“枪杆”了,桑木换成了枣木,他们改行做“杆秤”。说实话,我始终没有问出来,究竟是从哪一代(也许是唐代?)开始,这样一个生产武器的村子,演化成一个生产衡器的村子了。

一门手艺的传承,是需要时光打磨的。我想,它的演变,也是有原因的。大约,生计还是很要紧的。一个“活”字,就足以改变一个村庄的生存方式。是不是呢?

当我跟刘乡长闲聊的时候,老三赶来了。我知道,村级干部一般都是村里最聪明、最有智慧或是家族势力最大的人来担任。老三骑着一辆摩托,轰隆隆地开过来,老远就喊:“刘头儿,上头来人了?”

刘乡长说:“老三,看你烧咧,日上电驴了?来,见见,这是新来的李市长。”

老三一边下车,一边油腔滑调地道:“哟哟哟,大领导来了!失迎。失迎。”

刘乡长说:“老三,李市长可是个大作家。挑个好秤,到时让李市长带回去给你宣传宣传。”

老三下车后,我这才发现,他是个瘸子。老三踮着脚,划船一般,一悠一飘地走上前,说:“哟,哟,那是,那是……李市长,叫我握握你的手。这么大的干部,还是作家,我还是头一次……”

刘乡长说:“嘴上抹油了?甭说那没用的。走,先让李市长看看你的‘秤王’。”

我由刘乡长陪着,在老三家里看到了“秤王”。老三家的房子盖得很漂亮,三层、六间开外。正房堂屋里,“秤王”由一袭红绸(已经有些发黑了)罩着,横陈在一个朱红漆面的长条大几上——他祖先的排位前。这杆朱红油亮的大秤是上等枣木做的,约一丈二尺长,是他祖上传下来的。老三说,现在很难找到这么大的枣树了,只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杆秤了,所以才敢称为“秤王”。

“秤王”静静地陈在那里。看上去,它不仅仅是衡器,它就像是历史,挑着岁月。如果它能开口的话,一个村子的变迁史就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可它不会说话。我轻轻地摸了一下秤杆,很凉,很光,乌亮。秤星依然放射着金色的光芒。

据老三说,“文革”时,县城里来造反的学生,曾经让他爷爷背着这杆“秤王”去游街。那几十斤重的大秤砣就挂在他爷爷的脖子上,学生们要当众砸了这杆大秤,说是“黑心秤”……后来被全村人围住,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“饭碗”,拦下来了。

我问:“这样的杆秤,现在还做么?”

老三说:“早些年,还有一两户做些小秤。现在不做了……没人要了。”

我说:“那你们……”

这时,刘乡长狡黠地一笑,说:“老三,走,领市长再看看你们的新产品。”

这一天,我真是开了眼了。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,我像是经历了三个世纪……在枪杆刘的产品陈列室里,我看到了大大小小、五颜六色、各种样式的弹簧秤、电子秤、台秤、手秤,还有血压计之类的东西。

产品陈列室里静静的,只有时间在走。我却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。这是一个衡器的世界,可它“称”的又是什么呢?

我问:“这技术……”

老三说:“不瞒你说,李市长,最早是仿的。一个亲戚从香港那边带过来一手秤……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‘牌儿’了。”

我看着老三。老三两眼就像秤星一样,一眨一眨地,闪着狡黠的光芒。由此,我以为,这秤后是有人的。在枪杆刘,也许,一代一代都站着像老三这样的智者。

离开枪杆刘的时候,刘乡长让老三送我两件衡器。一个是可以戴在手脖上的微型血压计,一个是称体重的、桃型的、有机玻璃面的电子秤。我本来是拒绝的,可老三说:“看不起人嘛。乡长都说了,带回去给宣传宣传。”

我知道,就销路而言,这是当今中老年人最喜欢的产品——愧领了。

临别时,老三突然贴近我,耳语道:“咋看,你都不像个官儿。不会是假的吧?”见我笑了,老三又说:“你不会‘啊’,当官得‘啊’着点,多派。你还得会‘日骂’人……不然,在这地界上,你占不住步。”

这时,只听刘乡长厉声说:“狗日的老三,胡日白啥呢!”

老三脸一变,笑嘻嘻地说:“木有。木有。我是问李市长啥时再来。”这个“木有”原是本地土话,现在却成了网络上的时髦用语了。

回到乡政府,我又看见了老郭。老郭在乡政府门口蹲着,旁边扎着一辆破自行车。看见乡长的吉普车开过来,他大远就喊:“二套,二套!”

老郭叉着两条腿,半弯着腰,一边追一边喊,很像是一只大螃蟹。近了,我才发现,原来他裤腿上夹着两只木夹子。那是他常年骑自行车在路上奔波,怕裤脚搅进车链里。这除了当过教师的细致,恐怕还有生活的窘迫。

刘乡长从车上跳下来,气呼呼地说:“郭老师,你别老喊我的小名。我都当乡长了,说起来也是一方‘土地’。”

老郭说:“球,你一个乡长,在老师面前还端个啥?我都等你半天了。”

刘乡长不耐烦地说:“又找人集资呢?”

老郭说:“可不。一趟一趟的,我腿都跑折了。枪杆刘这边富,你再给说说呗,我给股份。还有,你那当大官的同学……”

后来我才清楚,刘乡长确实当过他的学生。上小学时,老郭教过他四年。刘乡长上大学时,老郭还资助过他。

就见俩人蹲在乡政府的门外,在背人、背风的去处,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什么。老郭腔口大,在风里,我听见他说:“……不是‘5’。可不是‘5’。我真没说过‘5’,我说的是‘1’。不就让他帮着盖几个章么?我知道,我知道不是你要的。你是我学生,我能不知道你么?你是够意思,可你那大学同学虽说是省里处长,人真不咋的。我不光是送他苹果,苹果一点不烂。你听我说,我知道他不稀罕……我说的是‘1’呀,真的。要不,我给你赌个咒?我从没说过‘5’,我说的是‘1’……”

两人就像是说暗语,反复说着“5”和“1”,我始终不明白“5”和“1”到底指的是些什么。

当然,也是多年以后,我才发现,老郭说的“5”或“1”,居然是可以要人命的东西。

我跟老郭的缘分是后来才续上的。

知道我没有分工,有一段时间,老郭就不再找我了。据我所知,他仍然经常到市府大院里去,缠他的“亲戚”薛副市长。

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老郭又被薛常务轰出来了。薛常务对老郭吼道:“出去!我没你这门亲戚。你说说你都干的啥事?成天不照号,还敢搞女人!外边到处传你的臭风,你以为我不知道?那个草帽张姓汤的女人,叫个啥子?你家都不顾了,跟人家胡混……吹,吹吧,西山的牛都让你给吹死了!见天打着我的旗号,到处招摇撞骗。说说,你跟我啥亲戚!”

老郭傻了。老郭就像是让人踢了一脚的狗,一条夹着尾巴的狗,仓皇地从门里退出来。他一边走,嘴里一边嘟哝道:“姓薛的,断亲了。从今往后,咱一刀两断……”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来到了前院,忽然想起了他的破自行车,像没头苍蝇似的转了一个圈,又回过头去推自行车。这时候,他又找不到车钥匙了,半蹲在车前,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,那情形惶如一个即将被捉的偷车贼。

这些都是我在后窗看见的。那天晚上,我看老郭着实可怜,就在他转来转去找钥匙时招呼他说:“老郭,来屋里喝口水吧。”

谁也想不到,老郭掉泪了,老郭含着两眼泪,对我说:“啥鳖孙亲戚?那脸黑得跟欠他二斗黑豆钱样。从今往后,我再找他,我就不是人!”

安慰了他几句,我随口问道:“说说你的项目,你到底是个啥项目?”

“你看,这就是专利成果。”只见老郭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小瓶子,瓶子里装的是几粒晶莹剔透的、小石子样的东西。老郭赌咒发誓般说:“李市长,我要说半句假话,让雷劈了我!”

也就是那天晚上,我看了老郭的全部材料和盖有国务院大印的专利证书。看过之后,我大吃一惊。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项目,是一项生产“人造金钢石”的专利技术。说实话,技术方面的数据和文字材料,我没看懂,太专业了。

可是,翻着厚厚的文字材料,我也觉得,老郭如果不是骗子,那他就是个十足的疯子!老郭是乡村民办教师,没上过大学,不可能有这样专业的创意。他手里的这些材料和证明,要么是假的;要么……

坦白地说,我一向自视甚高,我认为我的眼睛就是一部测谎仪。我看着老郭,直视着老郭的眼睛,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欺诈……然而,我错了。

老郭的脸上没有一丝虚饰。老郭勾着头,一声声地连连叹气。当他抬起头的时候,那深陷的眼窝里写满了两个字——绝望。

我问:“老郭,你说实话,这专利是你的么?”

老郭说:“是。是我的。”

老郭说这话时有一点点迟疑……我死盯着他的眼睛,再一次逼视着他问:“真是你的?”

老郭说:“是。买的,我买的……”

我望着老郭,老郭的两只眼就像是两口深井,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红色藤蔓的深井,那里面伸出的是一只凄绝的、求救的手……

可是,我仍然不相信。说破大天来,我也不信。一个农民,虽然当过民办教师,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胆识?会去掏钱买一项他根本不懂的专利成果?

第二天,凭着记忆,我给一位久不联系的、也仅是早年见过几次面的省专利局的马副局长打了个电话,我告诉他老郭的专利号,让他查一下真假。马副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:你说的是天仓县的大个子老郭吧?不用查,真的。你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趟,给你说个他的笑话。有一次,他在局门口等了一上午,想尿,又怕错过了要找的人,硬是憋着尿在了裤子里!我们局里的人都认识他……

后来,我才知道,这项专利,最初,老郭只有一半。另一半,的确是他掏钱买下来的。

这里边是有原因的。

老郭有一个当过知青的朋友。此人当年从城里下放到了画匠王村,在画匠王待了七年。在这七年时间里,他一直跟老郭“通腿”。现在的年轻人大约不会知道什么是“通腿”了。“通腿”也是本地方言,就是俩人一人一头睡在一个被窝里,相互以体温取暖。

这人跟老郭同吃同住同劳动,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此人日后考上了大学,又读了研究生,主攻方向是材料力学。当这人从国外的资料上看到了这项创意之后,萌生了深入研究的想法,可他没有条件……所以,他最初的研究成果,是在老郭的资助下完成的。这项专利技术由“通腿好友”命名为“tthy工艺法”。

当年,老郭当过一段时间包工头,手里有些钱。这位朋友就跟老郭签了一份协议,如果研究成果获得专利,有老郭一半。不幸的是,此人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进展,却患了很严重的肾病。为了给朋友治病,也为了让朋友继续搞研究,老郭花光了积蓄,不得已把新盖的楼房也卖了。那位朋友临咽气前,为了报答老郭,把另一半专利也签给了老郭。不过,据老郭说,最后,他要求老郭给他一个承诺。

老郭答应了。

什么样的承诺呢?老郭没有说。

老郭只说:你知道陈景润么?他就是个“陈景润”。书呆子,除了研究,啥心不操……只是没有宣传出去。

我猜想,最初,老郭不仅仅是为了友情。老郭也想获利。不能说老郭没有获利之心。可随着他后来的投入越来越大,这件事就成了他的命。他魔怔般陷入其中多年,他把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楼房卖了,他已倾家荡产。

其实,老郭所做的事情,想分辨真假并不难。只要静下心来听他说一说,就清楚了。问题在于,他只是一个农民,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他说。人人都很忙,谁愿意听一个农民讲他的“专利”,讲他的困苦……所以,老郭到处碰壁。

那天晚上,老郭告诉我说,他已“跑”下来不少“章”了。还差九个……盖满所有的章,他就可以正始启动了。

老郭恳求说:李市长,你在上边肯定有熟人,帮帮我。

老郭看我迟疑,又说:到时候,如果九个章全跑下来,我给你百分之五的股权。

我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老郭到处许愿,是个“吐噜嘴”。

我曾经给老郭“跑”过几个“章”。

刚开始“跑”的时候,我很有信心,先后陪着老郭跑过省城的一些部门;也给省城那边较熟的朋友们打了多次电话。可是,到了要盖第五个“章”的时候,原本我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,老郭整整跑了一年零四个月,却仍然没有办下来。

就这么陪老郭“跑”了几次后,连我也灰心了。说实话,没人相信老郭,大凡一说到专利项目,就没人愿意往下听了。所有人都不相信,一个农民,怎么会拥有这样的发明专利。这就要老郭反反复复地给人解释。有两次,我站在一旁,也几乎被人当成骗子了。甚至,有一次,一位相熟的领导干部把我拉到一旁,说:老兄,你是个作家,我很尊重你。这人不靠谱,你受了他多大贿呀?由于太失尊严,后来我就不再跟他跑了。可老郭仍然坚持着。

有一天,我在大街上碰上他,见老郭头肿得像斗一样,吓了我一跳!问了才知道,他捅了一棵老树上的马蜂窝,说是又要用蜂巢给银行的行长配药……可还是没人信他。

坦白地说,老郭也是做过假的。老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回到乡下四处游说,到处许愿。再见老郭时,他喉咙哑了,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居然把所有的亲戚、朋友全都动员起来了……老郭先是以人格、后来又以专利项目作担保,零打碎敲,先后在画匠王及附近的一些村子里“借”出了几百份银行存款单,有一千两千的,也有几万的(这些存单是做验资用的),他跟乡亲们说好,只是借用三五天。可是,到了,老郭仍然没有把“证”办下来。

那些年,老郭就这么一直在路上奔波着。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能卖的都卖了……据说,这年冬天,临近年关的一天,老郭还在路上,他像是彻底绝望了。五年了,没有人知道他心里藏有多少委屈。也没有人知道年关将近,他又该如何面对住在烟炕房里的一家老小。

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。走投无路的老郭,趴在省城火车站一处公共厕所的墙边放声大哭!

老郭的遭遇是有传奇色彩的,甚至可以说是梦魇一般的。接下去的事情,是常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。

民间传说版本一,“街头说”——那是1997年的元月21日,又是阴历年的腊月二十七,眼看就要过春节了。这一天下雪了,天上飘着雪花,省城火车站上人海茫茫。老郭独自一人,两手按着他的人造革黑挎包,头顶着标有WC字样的山墙放声大哭!此时此刻,车站上赶车的人们只看见一个高个汉子趴在那里呜呜地哭……天仓人后来形容说,老郭的哭声很像是■牛的长叫,闷闷的、嗷嗷的,悲伤无限!

年关将至,漫天飞雪,一个大个子男人趴在火车站的厕所墙边放声大哭,泪流满面,招来许多人围观。人们不禁要问,这个男人怎么了?他哭什么呢?是钱包被人偷了?人越围越多了。整个车站广场上的人都涌到这边来了……这时,一个白发老者从厕所里走出来,他穿过围观的人群走到了老郭跟前——此人竟然是个日本人,他的名字叫池田龟一。

民间传说版本二,“老郭说”——那一天,他坐在从北京返回的179次列车上。那晚,他正在餐车上吃饭,吃的是十元钱一碗的康师傅牛肉面。正吃着,一个西装革履的白发老者来到了他面前,彬彬有礼地说:我可以坐下么?老郭说:坐,你坐。这位老者要的是一份西红柿炒鸡蛋,一份榨菜肉丝汤,一份米饭。这人不用火车上的筷子,从包里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铁盒子,盒子里装着小勺、小叉子,精光闪闪的。吃前,他还很礼貌地点了点头。老郭也点头。吃着说着,老郭才知道这是个从东京来的日本人,汉语很好。往下,吃着吃着,他又从提包里拿出一瓶日本清酒,两只水晶小杯子,很礼貌地问:先生,喝一杯么?于是两人一边喝一边聊起来了……两人聊了一路,成了朋友了。这时候,老郭才明白,他是日本一家公司的董事,名字叫池田龟一。

老郭给人说,净瞎掰。我什么事没经过?怎么会趴在厕所墙上哭呢?

民间传说版本三,“官员说”——据常务副市长老薛说:胡日白。满嘴跑舌头。这是政府定下的招商引资项目!是通过省招商局正式引进的大项目……问问老崔、崔斤半(老崔是当时的市招商局长,酒量大,能喝一斤半,绰号“崔斤半”),我陪的客人我能不知道?别听老郭说,他知道什么?满嘴跑舌头。我回头得说说他,这要统一口径,必须统一口径。你知道‘要细、要细’是什么意思么?那说的可不是女人的‘腰细’,说的是:好吃,好吃。我要是没陪过他,我能知道么?你知道那一桌花了多少钱么?八千。上的是龙虾,喝的是茅台。你想想,要不是池田先生来,我,一个常务副市长,能亲自作陪么?别听他们瞎谣罡。

民间传说版本四,“通信说”——这个消息是从本市重点高中的一位化学老师嘴里传出来的。“人造金钢石”新工艺的专利发明人,也就是老郭当年的“通腿好友”,曾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有关“tthy工艺”的论文。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。日本人先后与“通腿先生”通过十几封信函……后来,日本人对这个专利项目越来越看重,就专程赶来了。这个日本人就是池田龟一先生。

民间传说版本五,“台湾说”——老郭的爷爷有一兄弟,早年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,解放后杳无音信,据说是逃到台湾去了(还有一种更不靠谱的说法,说此人当过国民党的高官,甚至说就是曾当过省保安司令的XXX)。可此人后来改名换姓去了日本,在日本逐渐把生意做大,当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。此人很想念家乡的亲人,可又不便公开露面,就派他公司里的一个日本董事先回来探探路,这个董事就是日本人池田龟一。不然,日本人凭什么给老郭投资呢?

还有人说,就在那个配电房里,在那个木箱上,除了一个茶缸子,那个“人情债”小本本,还有一张纸,纸上写有分期还债的时间……据说,薛副市长拿起那张纸,看了一眼,尔后揉成一团,先是愤然摔在了地上,尔后又捡起来,装进裤兜里了。

没人知道老郭为什么会突发心脏病。也没人知道老郭当时的心情。他奔波了那么多年,多少苦日子他都熬过来了,眼看企业终于投产了,他为什么会死呢?可我知道,老郭心里很苦。他被那些人情债压着,一直翻不过身。

有民间传言说:郭守道死得很值。他这一死,给郭氏后人、给整个郭氏家族换来了上百亿资产。他再也不欠任何人的债了。

有民间传言说:老郭最怕有人当众唾他,怕那口“唾沫”。尤其是怕草帽张的女人们……人活一张脸哪。

有民间传言说:老郭就是要完成一个朋友的心愿。他当年答应过的事,他完成了,死而无憾。

是啊,一个命运多舛,拼命“钻挤”的人,为什么会死呢?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,我突然想起了初见老郭时,他说过的一句话。老郭说:我写过诗。

是啊,老郭是写过诗的。他还有过情人……大约,他一直想在情人面前直起腰来,说一句硬气的话。可他就这么走了。也许,在骨子里,他最想做的,是一个诗人。

又三年后,“金钢国际”正始上市,资产评估已达三十七亿之多!日本人池田龟一仍然占有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。为此事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薛副市长,已调任邻近一个市的市长,正职。“金钢国际”也已由老郭的大儿子接手出任董事长。

十三

在离开天仓之前,我专门到邻近的一个县去看了许由墓。

许由墓就隐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落里。我去的那天是国庆节,阳光很好,秋庄稼已开始收割了,公路上到处晾晒着新割下的豆棵和玉米棒子……进了村,一路打听着,绕来绕去,终于找到了通向许由墓的一条小路。小路上也铺满了村民们晾晒的玉米和豆棵,已无法通行。好在只有几十米的路,就下车步行前往。

许由墓就在眼前了。那只不过是一堆稍大一些的土丘,土丘已被圈起来了。土丘前有一墓碑,土丘外围十米左右,有一道围起来的铁栏,铁栏上有一道铁门,门是锁着的。

阳光下,那墓前连棵草都没有,静静的。没有香火,没有供品,也没有人……我心里说,这就是许由。这就是许由了。

这时,刚好有一农人闷着头、背着一袋新摘的玉米棒子从许由墓旁的田野里走过来。我问:老乡,这就是许由墓吧?

他说:是呀。

我问:门怎么锁着呢?

他说:圈起来原是要收费的。一次五元。可没人来。

尔后,他抬起头看了看我,很肯定地说:退休了吧?

我笑了笑。

他说:当官在位的,谁来这地方?

就要离开天仓了。心里不免有些怅然,那感觉是说不清的……我想,我要记住的,还有一句话,是关于“桥”的。

不管怎么说,在天仓三年,使我认识到:人的心灵深处,是有“桥”的。也许,有的人并不明白;或许是说不清楚。可我知道,他们心里有。

如果木有,就建一座吧。

民间传说版本六,“风水说”——有人亲眼看见,老郭家祖坟突然冒烟了。老郭家的祖坟在画匠王的西地,那是一块风水宝地,五十年发动一次。前年,老郭亲戚门里,有一位老太太去世了,打穴时,挖着挖着,挖出了大片葛条,用砍刀砍的时候,那葛条流出来的汁液竟然是红的,像血一样……于是就不敢再砍了。谁知,那新穴挨着的就是郭家祖坟。就此,风水提前发动了。于是,凡阴雨天,就有人发现郭家老坟的坟头上冒出一股一股的青烟。

民间传说版本七,“画家说”——后来据县文联的一位画家说,池田龟一不是商人,他爱好的是艺术,他只是个艺术品收藏家。池田先生之所以到中原来,最先是他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看到了一幅画。正是这幅画吸引了他,于是他慕名而来。他到中原来是为寻找那位画家的。在省城,池田先生访到了那位画家,并且跟画家签了约。由池田先生出资约请这位画家画一巨幅大画,画的名字叫《走出太行》。池田先生跟老郭只是在车站上偶然相遇……十年后,画家累死了,而这长约百米的巨幅大画也成了世界名画。当然,此属后话。

那么,池田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他到中原来,先后做了两项投资:一项是投资给画家的;一项却意外地投给了老郭的项目……没有人知道,也没有人可以说清楚,他为什么会投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。

世间的事,哪怕是亲历亲为者,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、角度不同,所讲的内情也就会千差万别……我虽身在天仓,而且是挂职副市长,又是实实在在接触过老郭的人,可我仍然说不清楚,这些传闻种种,究竟哪个是真的。

草帽张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村子。

草帽张与邻县搭界,是本市最靠西边的一个村庄。

这个村虽名为“草帽张”,却没有一户姓张的,多数姓王,也有姓马、姓徐的,是个杂姓村落。草帽张当年最有名的是这里的编织业。这里用细麦秆编的草帽全省有名。这里还搞过麦秆画,也曾名噪一时。我还听人说,这里有一个名叫汤秀英的女子,心灵手巧,曾是编花边草帽的高手,当年曾被人称作“草帽西施”。

据说,草帽张曾是女人的天下。也就是说,在这样一个村子里,在家主事的是女人。因为这是个以编织业为生的村子,女人们大多都有一手编织花边草帽的绝活。这里有一种说法:死钱(粮食)是地里种的,活钱是女人挣的。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,所以,在草帽张,女人说了算。

民间曾有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传说,说草帽张的女人腰好。因为她们常年弯腰做编织……几乎相当于常年做瑜伽功。这里还有一传言:是说草帽张的女人大胆泼辣,敢爱敢恨,极尽风流。

遗憾的是,待我去草帽张的时候,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时代变了,城里的女人一个个都打起了小洋伞,草帽张女人编的花边草帽没人要了。于是,就丢了手艺,再也不搞编织业了。听说有一阵子还试着搞麦秆画,也红火一时,因为上边来人一次次地拿画送礼不给钱,搞着搞着就搞不下去了……远处的103国道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,村街里却静静的,几乎看不到人。一个上千口人的大村,竟如此安静,这是我想象不到的。

然而,就是这一天,我却看到了一场官司,是离婚的官司。

就在村街的中央,村委会的院子里,乡里来的巡回法庭正在判一桩离婚案。说是“法庭”,其实很简易,就在村委会院内的大槐树下摆了一张桌子,桌子上放着一个白塑料牌子,牌子上印有两个红字:法庭。法庭后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制服男,法官;另一位是制服女,正拿笔记着什么,看样子像是书记员。

法庭前面,一个男人一脸愁苦地在地上蹲着,半截燃着的烟沾在他焦黄的嘴唇上。他身边偎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,小的有五六岁的样子,大的七八岁。

另一个,竟也是男人。他是站着的。穿西装,打着一条米黄色领带,头发梳理得很整齐,腋下夹一皮包。看了一会儿才明白,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律师——女方代理人。

院内不远处,还站着七八个围观的老太太,正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。

只见那律师半弯下腰,拍拍那蹲着的男人,说:“老徐,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。该说的都说了……签了吧?”

法官竟然也跟着说:“老徐,啥条件都答应了,签吧。”

蹲着的老徐忿忿地说:“她为啥不回来?哼,她是不敢见我吧?!”

律师紧接着说:“是。王月华说了,她不回来,是没脸见你了。还说,请你和孩子原谅她。”

老徐猛地蹿了一下,又重新蹲下来,说:“她叫王槐花,不叫王月花。名都改了?让她回来。她不回来,我不签!”

律师咂咂嘴说:“是,是,王槐花。老徐,老徐,你怎么……这话,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。王、那个槐花要是能回来,还用我这个律师代理么?王槐花说了,你提的条件,她都答应,你还想怎么着?老徐,你听我说一句,你也是个大男人,留住人留不住心,是不是?签吧。还是签了吧。”

老徐眼一红,说:“孩子没妈了。我跟孩子没法交代……哼,跟一五六十的老头子,咋想的!”突然,他又一次猛地蹿起来,对着村街吼道:“我日你娘汤秀英!”

律师一怔,说:“那你,那你,对不对……(又和风细雨地)老徐呀,怎么会呢?母亲啥时候都是母亲,这血缘关系是不会变的。到时候,等孩子长大了,也可以去找她么。再说了,这些年,那个王、王槐花年年往家里寄钱,没少给你家里出力呀。两层的楼房,是人家王槐花挣钱盖的吧?要离婚了,人家王槐花还拿了抚养费,你说十万就十万。也算是有情有义吧?你还想怎么着呀?法官在这儿呢,人家说判就可以判,你也别太过分了。”

老徐仍然拧着脖子,恨恨地说:“她为什么不回来?不见我,总得跟孩子照个面吧?都是那个汤秀英!村里的女人,一个个都跟她学坏了!”他再次跳起来,大声吼道:“我日你娘汤秀英!”

在这样一个法庭上,当事人曾数次提到了“汤秀英”这个名字。由此,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我猛然想起,去年曾听老郭说,他在草帽张有一“好儿”,好像,名字就叫汤秀英。

关于汤秀英这个名字,我是突然对上号的。草帽张的老村长告诉我说,就是这个曾经跟老郭“相好”过的汤秀英,几年前,陆续带走了草帽张的二十多个女人。在这二十多个女人里,后来主动要求离婚的,竟有十三个;还有三个没信了,干脆不回来了。老村长谈到这件事时话说得迟疑、吞吐,且面带羞色,好像有些结巴。他说出外的女人们都说是在城里打工,打个球哩工,谁、知道日弄些啥?

我对老村长说:不错呀,还有专门的巡回法庭下到村里来……

没等我说完,老村长却说:球,无利不起早。你没看,那律师是干啥的?都给法官们塞了红包,使了银子(钱)……不然,哪能说离就离了?

我愣愣的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后来我私下里打听,又听说这个名叫汤秀英的也才三十多岁,面容姣好,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子。她原本有丈夫,但她性子烈,男人怕她。虽然跟老郭“好”过一些日子,但最后两人却闹翻了。据说,汤秀英曾在画匠王的村街里当众吐老郭脸上一口唾沫,凌厉地送了他一个“呸”字。

事情的复杂程度让人无法想象。没想到的是,这事竟与老郭也有牵涉。如果拿现在的眼光来看,这事牵涉到了一个“非法的集资案”。所谓“非法”,是现在的说法,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。

我说过,老郭曾是个很好的匠人。当年,老郭曾带着一班泥水匠在草帽张给汤秀英家翻盖过房子。据说,两人就是那时候“好”上的。

传言说,当年老郭就蹲在汤秀英院中一个碾篾子的石磙上,嘴里叼着烟,气宇轩昂地指挥匠人们翻盖屋顶(取下麦草,换成小瓦);汤秀英则围着一个围裙在院子里张罗着给匠人们做饭……老郭说:主家,经我手翻盖的房子,保你三五年不漏雨。汤秀英说:那十年呢?老郭说:没问题。汤秀英说:咦,还能保一辈子?老郭说:那就难说了。就是两口子,谁也不能保一辈子。不过,如果漏了,我还来修。汤秀英说:咋修?老郭说:你说修哪儿就修哪儿。上边,下边,都行……也许是话赶话,这就有些调戏的味道了。一来二去,两人对上眼儿了。事后,两家竟认了干亲,逢年过节的时候,老郭会提着点心来这里走一趟,对外说是串亲戚。

虽说草帽张村的人并没抓到什么,可谁都清楚,两人是“好儿”。

一个女人,一旦真心喜欢上了一个男人,不管他说什么都会相信的。后来,老郭跑“专利”的时候,一时手头紧,曾经来草帽张找汤秀英帮忙“集资”。不知老郭是否存心“忽悠”,但他当时肯定是许过愿的。由汤秀英牵头,联络了村里二十多个妇女,偷偷地把家里的私房钱拿出来交给了老郭。最初说好的是一年为期,可老郭把钱都花在路上了……后来一拖再拖,老郭爽约了。老郭拿不出钱来,就一次次改口,先是说给利息,后又说分红,再后来说是转股……一晃几年过去了,老郭没有把企业办起来,连面也不敢照了。

在这段日子里,女人们嘴快,拿私房钱集资的事渐渐露出来了。二十多户人家,竟有十多家为这私房钱打架的,一时闹得全村不安……就此,汤秀英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了。于是,有一天,汤秀英在画匠王的村街里截住了老郭。老郭躲闪不及,百口莫辩,只说这钱我一定还。早晚会加倍还!可汤秀英再也不听他解释了,当众赏了他一口唾沫!

也就是当天晚上,被逼无奈的汤秀英领着二十几个女子离家出走了……三年后,有三个出外的女人杳无信息,尔后有十三家打起了离婚官司。

日本人来了。

日本人池井龟一的到来,像是给天仓市注了一支兴奋剂。

据我所知,在整个事件中,最兴奋、最为积极的,要数薛百顺薛常务了。这时候,我才发现,薛副市长脸上有几颗麻子。过去还真没太注意,他脸上最亮的地方,是那几颗麻子。因为太激动,脸上总是有汗,那汗就在麻坑里汪着,亮晶晶的。薛副市长见人就说:池田先生马上就到。外商投资,这是第一家!

当然,不仅薛副市长看重日本人的这次投资,市委市府两院都极为重视。由市委王书记亲自牵头召开了科局、乡镇长以上干部联席会议,要求全市各部门全力配合这次招商引资活动……由于薛副市长一再强调他跟专利人老郭是亲戚(他三舅),会议决定由薛百顺牵头主抓这个项目。当时还成立了“tthy工程”指挥部,常务副市长薛百顺被任命为指挥长。我有幸与招商局长崔国光(崔斤半)一起被任命为协理薛常务的副指挥长。我知道,这是照顾性质的。这也是我挂职天仓后的第一次分工。

也就在这次会议上,薛副市长当众立下了军令状,慷慨激昂地说:完不成任务,提头来见!

往下,第一个任务就是如何接待好日本人池井龟一的问题。老薛是个工作狂,指挥部一成立,老薛当即就搬进了工程指挥部,那是临时租借的一栋小楼。他当众给我们宣布了四条纪律:内外有别;步调一致;口径统一;严守秘密。特别是,当着老郭的面,他强调说:三舅,这后两条,主要是针对你的。我知道,你是个吐噜嘴。古人说,事不密则废。要让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把钱掏出来。要让他明白,这是双赢。老郭也只是翻翻眼,默认了。

在池田先生到来的这一天,天仓市的大街上挂满了“热烈欢迎”的红色标语;指挥长老薛亲自带着十二辆轿车迎到了市界的高速路口。

池田先生是招商局长崔国光从省城接来的。在高速路口下了车,一看这阵势,日本人愣住了。老郭小跑着迎上前去,池田先生有些诧异地对老郭说:“郭桑,这是……”没等老郭回话,站在一旁的崔局长赶忙着重介绍说:“池田先生,这一位,是我们天仓市的薛市长,薛市长亲自迎接你来了。”一听市长来了,池田先生忙鞠躬致意。老薛先是伸出手来,一边说着欢迎、欢迎,见池田弯腰鞠躬,也慌忙跟着鞠躬。双方都连连鞠躬。尔后,崔局长就把池田先生让到了老薛乘坐的一号车上。老郭怔了一下,本想跟过去,在崔局长示意下,只好乖乖地回到了与我同坐的二号车上。

于是,一行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,浩浩荡荡地向天仓市开去。在这个热热闹闹的场景里,我一直是个跟随者。我也很想出点主意,可一点忙也帮不上。到了后边,我只有旁观的份儿了。

当天傍晚,天仓市为日本人池井龟一举办了一个豪华的欢迎宴会。虽然已是夏天了,池田先生仍然西装革履,看上去是一个彬彬有礼、动不动就鞠躬的小老头。可谁也没想到,到了后来,他竟然喝醉了,醉得一塌糊涂。池田喝醉是有原因的。按薛副市长的要求,招商局崔局长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待好池田龟一。老崔的理解就是要把日本人灌醉,于是他把酒桌上的十八般武艺全使上了。喝醉了的池田先生把领带都扯掉了,尔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扭腰晃臀、边歌边舞地唱了一首日本歌曲……

酒宴安排在本市最豪华的一家酒店里,接待也是高规格的。菜肴自不必说,专门从省城请的特一级厨师,大龙虾都上了。可上的酒却是本地产的“三泉春”。其实这个“三泉春”并不是本地酒,是把买来的正宗茅台酒倒进了“三泉春”的瓶子里。表面上喝的仍是本地酒“三泉春”,其实喝的是国酒茅台!

最初,池田先生还很矜持,仅仅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,就说:哦,好酒。三泉春,好酒。于是,崔局长开始上手段了,先是“中日友好酒”,接着是“入乡随俗酒”“千里之行酒”“鱼头酒”“缘分酒”“交情酒”……一杯杯地劝池田喝下去。到了最后,老崔使出了“杀手锏”。他突然站起身来,先把十二杯酒倒在一个水晶玻璃杯里,当众一口喝下,说:“感情深,一口闷,这就叫一口闷!”尔后,他让小服务员拿过一个托盘,又倒上十二杯酒放在托盘上,就那么用手托着,晃晃地走到池田跟前,高高举过头顶,突然往地上一跪(这是有说辞的,这叫“跪酒”。“跪酒”也是本地风俗,当酒喝到酣处,有对赌的意味,对方是不能不喝的)!大声说:“池田先生,请吧!”众人都怔怔地看着,傻了一般。

最后,池田勉强喝下了这十二杯酒,当众人齐声叫好时,池田身子一晃,终于出溜到椅子下边去了……纵然到了这般时候,我仿佛从池田眼镜片上仍看到了一丝警惕的闪光。

当众人搀扶着把池田送回客房后,大厅里,崔局长吐着满嘴的酒气,上前歪着身子打了个“立正”的姿势,对薛副市长说:“报告市长大人,还,还满意吧?”

不料,薛副市长摇摇地走过去,上前就是一脚!日骂道:“满意个锤子。老崔,你属啥的?忘了吧?”

崔局长一屁股墩坐在地上,吃惊地睁着两只惺忪的酒眼,回忆着说:“我,我,属,属……属马,属马的。”

薛市长说:“我看你属猪。咋球搞的?嗯?”

崔局长一脸委屈说:“市长,我可是按你的吩咐,全力做好……”

薛市长沉着脸说:“……你混蛋!谁让你给日本人下跪了?有辱国格?!”

崔局长傻傻地躺在地上,竟“哇”一声,哭起来了……

薛市长不再理他,也是一副酒醉的样子,捧着头,嘴里喃喃地说:“这事保密。谁也不能说出去。滚,滚犊子。妈的,高了,我也喝高了……”这时,站在一旁的秘书赶忙上前扶住他,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去。

这天夜里,当众人都以为薛副市长喝醉了的时候,谁也没想到,他竟在午夜时分,突然召开了一个由工商、税务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。凌晨,等局长们打着哈欠匆匆赶来时,薛副市长已在会议室里端端正正地坐着了。

在会议室里,薛副市长笔直地在主位上坐着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神情肃然,脸上竟再无一丝醉酒的样子。只不过,他面前放着一杯酽酽的浓茶。他两手按在一个大茶杯子上,很威严地说:“都到齐了吧?”

众人应道:齐了,都到了。

薛副市长说:“对不起,打搅各位的好梦了。不过,事情紧急,我也是不得已……咱长话短说。这样吧,大家都知道,这是市里主抓的重点投资项目。现在,外商已经到了……老郭,你说说,还有哪些手续、执照、证件啥的,没有办的,一律给我补齐了。”

会场立时炸了……税务局长说:这,这,市长,不是不办,按规定,手续不齐呀……众人也跟着嚷嚷说,是呀,这没法办,真没法办。

薛副市长一拍桌子,黑着脸说:“我告诉你们,谁影响招商引资,我撤他的职!也别给我这这那那、球长毛短,就现在,现场办公!我限定,明天早上八点钟以前,所有证、照一律办齐。至于缺的手续,以后再补!”

众局长一下子傻眼了。有人小声说:老天,这都二半夜了……

有人说:办呗。啥法儿?市长说了,办就办。

最后,薛常务溜了我一眼,说:“老李,李市长,你还有什么要说的?说说……”他这话,仅停留了几秒钟,没等我接腔,跟着就说:“没啥?好,散会。”

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。说实话,老薛也是从工作考虑的,我不怪他。

更让我吃惊的是,第二天清晨,八点不到,薛副市长已早早地恭候在宾馆的门口了。

十一

池田龟一在天仓仅待了三天。

三天的接待,让我不得不对薛副市长刮目相看。

三天三夜,七十二个小时,这个脸上亮着麻点的薛常务、薛指挥长,几乎没合过眼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夜里凌晨三点才散了会,五点钟,天刚蒙蒙亮,薛常务又把城关镇的镇长和近郊七里河村的村长叫来了。

薛副市长两手按着泡有浓茶的茶杯,威严地说:“事情紧急。长话短说。有个政治任务,交给你们。”

镇长一听有“政治任务”,身子一挺,说:“市长吩咐吧。我们一定照办。”

七里河村的村长也跟着说:“市长你说。”

薛市长说:“老昆,你七里河有闲地么?借一百亩用用……”

村长眨蒙着说:“啥?你说啥?借地?借,借啥地?这,这……”

镇长侧过身子,望望老昆,又看看市长,不知该说什么。

薛副市长脸一沉:“你慌个球,又不是割你肉!你听我说。你听清楚再说。我说的是借!只借一天。”

老昆说:“借?”

薛副市长说:“对,借。就一天。”

老昆还是有些不放心,眨巴眨巴眼,说:“那,干啥……用?”

薛副市长说:“市里搞招商引资,这是个大项目。至于企业办在哪儿,以后再重新选址。当紧的是,日本人来投资,咱们要搞一个开工奠基仪式,就近。这你懂吧?先把事糊弄过去……”

老昆点着头说:“懂,我懂。就一天,是吧?”

薛副市长说:“就要你搞一个会场。场面要大,到时候,弄一碑,挖个坑,封封土,照照相……就这点事。”

老昆说:“明白了。行,这行。”

接着,薛副市长又对镇长命令说:“这个事,由你监督执行。要搞得声势大一点,要喜庆,要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。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都要去人……宣传上的事,你直接跟李市长,就那个,作家联系,由他具体负责。”

镇长连连点头说:“马上办。我马上去办。”

最后,薛副市长严肃地说:“这个事,理解要执行,不理解也要执行。执行去吧。”

说心里话,当镇长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,我只是吃了一惊!是啊,老薛能做的,我未必做得了,也不会有人听我指挥。我心里清楚,这些人,我一个也调不动。老薛是本地人,他跟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,太熟了。

第二天上午,薛副市长先是陪着池田先生参观了市里的几家企业。路线是早就定了的;中途还让他看了本地一景:清代的“八角砖塔”。一路上,薛副市长一直把池田龟一像财神爷一样敬着,精神抖擞、口若悬河地给他介绍当地的情况……我们这些人只是浩浩荡荡地厮跟着。

下午安排的是“奠基仪式”。说好是三点钟开始,可车队刚出发不久,却突然停下了。只见薛副市长跳下车,很果决地一挥手,把我们一干人召集在一起……这时,薛副市长提了提裤子,很突兀地问:“厕所,准备厕所了么?”

我们都愣了。

他用手指了一下招商局长:“外交无小事。老崔,快去准备。”

老崔苦着脸说:“这,这,来不及了呀。”接着又说,“要不,弄个席棚,凑合一下?”

薛副市长说:“不行。有外宾。”

老崔说:“那,那……”

薛副市长命令道:“这样,你去环卫处调一个,那儿有新进的‘板式卫生间’。就说我说的,这是政治任务。我让车队围着城北新区转一圈……”

老崔挠挠头,急急忙忙地准备卫生间去了。

于是,前边有警车开道,我们整个车队就围着北城新区转起圈来,名义上是参观新区,实际是等“厕所”……一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,车队才进了会场。

那天下午,整个会场挂满了横幅,到处红旗招展、锣鼓喧天!城关镇的镇长安排人在会场上插了近百面红旗;为了烘托会场气氛(原本已有薛副市长从食品厂借来的一百个工人助阵),镇长又从附近的小学里抽调了二百名学生,一个个举着花环,表示热烈欢迎……车队一进场,城关镇的镇长领着众人巴巴地迎上来,说:薛市长,怎么样?

薛副市长一挥手说:开始。开始!

其实,“奠基仪式”仅用了不到四十分钟时间。先是薛副市长代表当地政府讲话;接着是池田先生代表外商讲话。池田讲话时本已给他准备了翻译,可池田先生会说中文,不用翻译,只好作罢;最后是老郭代表企业致答谢词。老郭上台后由于太激动,一时泪流满面,几次哽咽,话都说不出来了……薛副市长在一旁低声说:算了,下去吧。这时候,老郭突然抬起头,对着蓝天、夕阳大声喊道:兄弟,你的愿望,我实现了!

此后,我们在薛副市长的带领下,簇拥着池田先生依次走下台,来到不远处一个挖好的基坑前,在隆隆的礼炮声中,众人围着罩了红绸的奠基石,一人上前添了几锹土……这时候,只有池田先生特别认真,添几锹土,还用脚一一踩实。于是,众人也都跟着踩。

奠基仪式圆满结束,我跟着薛副市长先后走进了刚搭建好的板式卫生间。让我惊讶的是,薛副市长尿泡很长,尿着尿着,他竟然睡着了。他两手捧着“枪”,仍然是撒尿的架势,却昂扬地打起了呼噜……

我怔怔地望着他。过了一会儿,我上前轻轻拍了他一下。不料,他打一尿颤儿,淡淡地说:没事,就一分钟。

十二

当年,日本人来投资的消息,轰动了整个天仓。

在民间,整个天仓市都在传着这样一个数字:老郭这下子大发了,正枕着一屋子钱睡大觉呢!日本人一下子投了十个亿!乖乖,十亿美金呀!

可薛副市长却私下对我说:咋办呢?头疼。我脑子眼儿疼。

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会“头疼”。他不可能不“头疼”。天仓市招商引资,声势搞得这么大,可这位从日本来的“外商”,仅仅才投了一千万日元。最初,在谈判桌上,当池田先生说出“一千万”的时候,我们都以为是人民币。虽然不算多,也不能算少了。可当他说出“日元”的时候,我们都愣住了。那时,薛副市长还不明白日元的交换比值,他大约当成“美元”了。就说:行。签吧。老郭,你签。

此刻,我重重地咳嗽了一声。崔局长会意了,他站起身,走到薛市长跟前,耳语说:薛市长,门外有人找。

薛副市长看了他一眼,站起身,跟着他到门外去了。到了门外,关上会议室的门,崔局长急了,说:市长,声势搞这么大,这日本人才投七十多万呢。

薛副市长一怔,说:啥七十多万?不是一千万么?

崔局长说:一千万是日元,合人民币也就是七十来万。

薛副市长说:是么?你算清楚了?不会吧?

崔局长说:日元不值钱,合人民币就七十多万……

薛副市长说:操,你怎么不早说?

崔局长说:咋办?

薛副市长沉默片刻,说:事已至此,就这吧。记住,保密。

后来,崔局长告诉我说:李市长,日本人把咱涮了。操,光接待费都花了十多万……

就这样,笑眯眯的日本人池田龟一,以一千万日元的价格,拿走了“tthy人造金钢石新工艺”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。他本是要百分之四十九的,余下的百分之六,成了“模糊系数”,据说到了中间人手里。那么,谁是中间人呢?

总体算下来,池田的投入,还没有老郭早期的投入多!

然而,在池田龟一离开天仓的第二天,工程指挥部临时租用的那栋小楼就被围住了。人们一群一群地围在小楼前,全是要账的!

我曾经说过,老郭是个“吐噜嘴”。可谁也没有想到,他竟然欠下了那么多的人情!

老郭所有的亲戚,七大妗子、八大姨……全都涌来了;画匠王村的乡邻、附近村落的匠人朋友,也都来了;还有老郭这些年在跑事的过程中曾经借过钱、得到过帮助的一些生意上的主儿,一窝蜂都来了。枪杆刘村居然来了一百多号人,他们打着用白布做成的要债横幅,还不停地敲着锣;草帽张来的全是汉子,他们捋着袖子,个个像红了眼的狼!楼前一下子围了几百人,都是来堵老郭的,一个个义愤填膺:

“人真短哪,当初咋说的?恨不能跪那儿喊爷!一有钱脸都变了?面儿都见不着!”

“啥人呢?那么多钱,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,放那儿生娃儿呢?!亲戚都不要了?脸也不要了!”

“我这儿可是有字据的!当初红口白牙咋说的?出来,姓郭的,你给我出来……”

“他敢出来么?他要是敢跟我照个面儿,我钱也不要了,当面吐他一脸唾沫,扭头就走!”

“当年,他说要给人送礼,我那一布袋甜瓜,在地里现摘的甜瓜,不说是金瓜,也是给他救了急的……”

“我那一布袋枣,大红枣,也是现摘的。年年去我那儿弄一布袋,都记着账呢。当初说那话,哼!你要真没钱也就算了。现今你有钱了,还装孙子……”

“我是有股份的。我也不要股份了,折算一下,给我钱就行。他说的,他自己亲口说,事成之后,给我百分之一的股份。十亿美元的百分之一是多少?你给我算算……”

“哎,我听说他在外包的有女人!一个女人一处宅!在省城藏了十几窝!可那钱,就是撒也花不完呢……”

枪杆刘的村长老刘大声喊道:郭守道,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!你出来!……

据我所知,老郭欠下的全是“人情债”,老郭没有任何法律责任。况且,企业还没有真正办起来,没有见到一分钱的效益。就此说来,他就更没有……可老郭还是没脸见他们。

那时,老郭就躲在那栋小楼里,透过窗帘的缝隙,悄悄地、默默地看着他的亲戚、乡邻、朋友们……没人知道老郭在想什么。这时候的老郭成了一个“贼”。一夜之间,他的头发全白了!

这天,确切地说,老郭是藏在薛副市长轿车的后备箱里,被人悄悄地从小楼里运出去的。老郭那么大个子,就那么蜷在后备箱里,窝着个脖儿,像狗一样偷偷地从那些“债权人”眼皮子底下逃出去了。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,老郭一直是东躲西藏……他再也没有回过他的老家画匠王村。

当时,我很想出去跟他们聊一聊,做些安抚性的工作,被薛副市长强令制止了。老薛说:这事,政府决不能出面。谁也不能出去……不解释。越解释越说不清!

客观地说,这家此后冠名为“金钢国际”的中日合资企业,薛副市长是出了大力的。薛副市长很头疼。可他是立过“军令状”的,骑虎难下。就此,薛副市长邀约省、市两地的银行,以政府的名义给“金钢国际”贷款作了担保……这也是担了风险的。在“金钢国际”筹建的过程中,每每遇到难处时,薛副市长就跟老郭拍桌子大骂,于是两人对骂,以至于闹到了互相扇耳光的地步……有一次,当着我的面,薛副市长泪流满面地指着老郭骂道:“郭疯子,我他妈欠你的呀?!”老郭也拍桌子反击说:“姓薛的,你就是个官迷——是你找我的!”

可出了门,薛副市长又会笑容满面地对记者说:这个企业是市里的大项目,中日合资项目!万事俱备,一定上马!薛副市长跟老郭也真够坚强。有多少次,每每遇到难关,骂归骂、吵归吵,两人都咬着牙挺过去了。

就在“金钢国际”正式投产的那一天,当薛副市长邀约省、市领导前来剪彩时,老郭不见了……后来才发现,老郭躲在厂内一个配电房的小屋里,已经去世了。

据说,当薛副市长找到他的时候,老郭在一个简易的折叠床上躺着,他因劳累过度,半夜里突发心肌梗死……他身前的木箱子上放着一个写有人情账的小本本。薛副市长还以为他睡过头了,进了配电房就骂:郭疯子,你他妈……最后,薛副市长往地上一跪,哭着喊道:三舅,三舅啊! 查看余下全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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